南宋能偏安一百五十年，为什么南明就不行？
崇祯十七年（也就是1644年）的大年初一，按老规矩，朱由检要在皇极殿办个朝会。这天的朝会啊，通常不处理什么正经政务，主要就是皇帝往那儿一坐，接受大臣们的朝拜和祝福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些吉利话，图个喜庆。说白了，就是形式大于内容，算是个“国家大典”。不光是明朝这样，历朝历代都差不多，这么做就是为了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，体现尊卑有序，让天下看起来一片祥和，形势大好。
可这次按部就班的朝会，偏偏就闹出了乱子。
眼瞅着时辰快到了，朱由检不紧不慢地往皇极殿走。按常理，这种场合都是最顶头的老大最后到，只有别人等他，没有他等别人的份儿。可皇帝陛下这四方步没走几步就走不下去了，脸色瞬间变得特别差。咋回事呢？原来，这偌大的大殿，本该挤满好几百人，齐刷刷跪地高呼万岁的，现在却只孤零零地站着个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，其他人连个影儿都没见着。
这种场面，别说这辈子难见，就算再活两千年，估计也没人能碰上。朱由检心里直犯嘀咕，赶忙给自己找台阶下——莫不是紫禁城大门没开，把人都挡在外头了？还是说宫里食堂用的食材太差，让大臣们都吃坏了肚子？又或者是京城的公鸡都偷懒不打鸣，害得大家都起晚了？
他赶忙让宦官去撞那口大钟。这钟来头不小，是永乐年间铸的，足有46吨重，敲一下声音能传90里远，余音还能持续两分钟呢（现在这钟就放在北京大钟寺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瞧瞧）。这钟声一响，不管你是拉肚子在家的、睡过头没起的，还是被堵在门外的，只要还在京城里，就都能听到，这下该知道皇上等得不耐烦了，得赶紧来上朝了吧？
永乐大钟被敲得震天响，朱由检被震得头昏脑涨，却连个鬼影都没见着。他这下火冒三丈，索性不等了，连朝会都不开了，直奔太庙找老祖宗评理去。哪料这会儿宦官们叫苦连天，说现在根本不是祭祖的日子，啥都没准备，连拉车的马都凑不齐，要不您自个儿走着去？
那也只能接着耗着了。左等右等，等到饭菜都快凉透了，大臣们才一个接一个地晃进皇极殿。这帮人不仅像是故意磨蹭来晚，到了之后还变着法儿给朱由检添堵——文官不按规矩站到武官队伍里，从螭首下猫着腰挤进东边队伍；武官也不守本分，跑到文官队伍里，从螭首下蹲着身子钻进西边队伍。这明摆着就是瞎搅和，存心要把皇帝气个半死才罢休。
号称国家严明的重法，此刻却完全变了味，简直比那热闹的集市还喧闹混乱。
素来以严刑峻法治理臣子而闻名，行事极为残忍苛刻，甚至曾在金銮殿上当众对大臣动用刑罚、严刑逼供的朱由检，此刻面对这般混乱局面，或是大臣们的公然对抗，竟选择了沉默不语。
文章开头讲的这个事儿，乍一看跟主题八竿子打不着，实际上却能以小见大。就明朝那会儿君臣之间这么不靠谱的关系，南明要是还能像南宋那样撑那么久，那才真是天下最不可思议的怪事了。
01
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，到底有多少大臣死在他手里，如今已难以确切计数。不过，光是史书上明确记载姓名、官职又较高的大臣，就有好几十位。其中，名气较大的有：两位内阁首辅（薛国观和周延儒），两位兵部尚书（王洽和陈新甲），两位刑部尚书（刘之凤和甄淑），七位总督（袁崇焕、刘策、杨一鹏、郑崇俭、熊文灿、范志完、赵光抃），还有十一位巡抚（王应豸、耿如杞、李养冲、孙元化、张翼明、陈祖苞、张其平、颜继祖、马成名、邵捷春、潘永图）。另外，大明朝堂上常用的廷杖之刑也没少用，被打死或打残的人多了去了，史官有时都懒得记录……
当然，因此就说朱由检特别凶狠、反常，这对他并不公正，他不过是承袭了朱家祖传的某些特质而已。
朱家老祖宗朱元璋有个出了名的狠劲，杀起官员来就像杀鸡一样轻松。就说洪武年间那四大案吧，空印案里一下子就杀了好几千（也有说好几万的）官员，胡惟庸案更是牵连了3万人，郭桓案又杀了好几万，蓝玉案再砍了一万五，这么算下来，恐怕得有10万人丢了性命——要知道，明朝刚建立那会儿，全国的官员加起来也才三万多啊！
朱棣杀的官员数量远不及他老爹，他主要杀的是建文帝时期的旧臣，不同史料上说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。虽然数量少了，但“分量”却很重，像被千刀万剐的方孝孺和铁铉、被五马分尸的黄子澄，还有被大卸八块的景清，这些场面都极其惨烈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朱老四不擅长杀官员，但羞辱官员的本事可是一绝，在大明朝算是头一份儿。而且他越是对那些位高权重、深受信任和重用的大臣，就越爱折腾，动不动就把人扔进诏狱去“反思”。哪天朱棣要是想找蹇义、杨士奇、黄淮、夏原吉这些重臣开个会，估计紫禁城里都凑不齐人，要是非得全员到齐，那这会议就只能挪到诏狱里去开了。
自开国两位先祖之后，老朱家那杀官的“老传统”时常中断，不过从朱祁镇开始，廷杖这一招倒成了新宠。要说这廷杖啊，跟刀子比起来，杀伤力那真是差远了，可侮辱人的劲儿，却是十足十的。你想啊，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、自命不凡的官员们，现在被扒了裤子，光着屁股按在众人面前，被那呼呼作响的大板子打得哭爹喊娘、皮开肉绽，那场面，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。就算这家伙以后还能再穿上官服，还能摆出以前那副威风凛凛的架子吗？
明朝的皇帝们常常把廷杖当作“家常便饭”，时不时就来这么一出，但要论谁玩得最出神入化，那还得是朱厚照和朱厚熜这两位堂兄弟。朱厚照想南巡时，被大臣们一顿数落，气得他当场就廷杖了168个大臣，其中15个被打得没了命；朱厚熜更狠，左顺门事件里，他一口气廷杖了180多人，17个直接被打死了，这纪录前无古人。
剩下的明朝皇帝，残暴程度也毫不逊色。被尊为“仁宗”的朱高炽，竟当众命武士用金瓜锤打断了谏官李时勉的数根肋骨；朱瞻基将叔叔朱高煦塞进铜缸，下面燃起炭火活活烤死，还因御史陈祚劝他少打猎，就把陈家满门下狱，导致陈祚的父亲在狱中病死；朱祁镇不仅冤杀于谦，更荒唐到把常败于瓦剌的名将范广的妻儿送给瓦剌降将马克顺；朱翊钧如何对待张居正及其家人，伤了多少人的心，大家都清楚；而朱由校要是说六君子、七君子还有熊廷弼这些大臣都是被他家的狗咬死的，跟他没关系，你说会有人信吗？
哪怕是以好名声著称的朱佑樘，也曾不顾何鼎是否蒙冤，执意要了他的命。在明朝，文官和宦官向来势不两立，但这次，包括礼部尚书周经、给事中庞泮、御史吴山在内的众多文官，都纷纷上书为何鼎申冤，可朱佑樘连审都不审，直接下令将他杖杀。
不管怎样，只要朕想让谁没命，那人就活不成。不管你是聪明还是愚蠢，忠诚还是奸诈，也不管你跟朕关系亲疏、地位高低，更不管你死后会不会天下大乱……很多人，连朕自己有时候也觉得，朱由检这人实在刻薄无情。但其实，这多少有点错怪他了。毕竟他是老朱家的正宗后裔，那骨子里的性格，哪能说改就改呢？
朱由检用人那套，简直像是把朱家老祖宗的用人招数来了个大汇总。他心里的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：碰上个能人，心里总不踏实，怕他反水，干脆除了算了；用了个笨蛋，又气得不行，觉得还不如没有，也杀了省心。剩下那些说不清是聪明还是笨的，直接杀了吧，又怕落人口实，那咋办？换个人呗！
朱由检当皇帝的17年里，内阁的大臣换了五十回，光是当首辅的，就换了二十回。兵部的大官换了十四个，七个被砍了头，六个被免了职，只有一个运气好，啥事没有。刑部的大官更夸张，换了十七个，差不多一年就得换一个……
大明朝历经242年，15位皇帝在位，总共也就挑了160来人当内阁大臣，可你朱由检一人就占了50个位置，差不多三分之一了，这比例也太离谱了吧？
这样胡乱作为的后果，就是做臣子的都不敢主动做事、承担责任。因为不管事情做得好还是坏，似乎都免不了一死。反倒是那些跟着混日子、不认真做事的人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性命。
所以，原本或许还能撑下去的大明王朝，如今注定是要覆灭了。
朱由检在煤山吊死之后，李自成亲自去祭拜他，还命令当时在北京的前明官员都跟着一起去。结果那好几千人里，“痛哭着跪拜的只有三十个，跪了但不哭的有六十个，剩下的都是斜着眼匆匆走过”（《烈皇小识·卷八》）。
你猜为啥大多数人会“瞧不起人”呢？
1127年3月20日（靖康二年二月初六），金兵攻下汴京后抓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，还把皇族、大臣、工匠等一万四千多人一起押回北方，北宋就此灭亡。八十天后，宋徽宗第九个儿子、当时唯一幸存的赵氏皇族成员康王赵构，在南京应天府（现在的河南商丘）登基称帝，成了宋高宗，南宋由此开始。
赵构登上皇位后，被女真人追得十分狼狈，从扬州到建康（现在的南京），再到杭州、越州（如今的绍兴），一路往南逃，最后逃到海上坐船才躲过一劫。到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，他正式把都城定在临安（现在的杭州），对外称是临时驻地，这才稳定下来，历史上把这事儿叫建炎南渡。
朱由检在煤山自尽仅过58天，福王朱由崧便在南京登基称帝，定年号为弘光，就此开启了南明那段短暂且憋屈的历史。
说真的——跟南宋比起来，南明刚开局时的条件简直好得没话说。
北宋覆灭之际，汴京的禁卫军、河北的守备军以及西军的主力部队，几乎全军覆没。赵构登基时，身边就几千个残兵败将，连山里的土匪都敢来抢“皇帝”的队伍，他为啥能不要脸地拼命往南跑？还不是因为手里没兵，就那点兵还弱得不行。
女真人有多弱？他们在把赵构逼得逃到海上，又在江南大肆抢掠一番后，带着抢来的大批财物往北方老家撤，压根儿就不想再打了。这时候，名将韩世忠在黄天荡（现在南京栖霞区那块儿）设下埋伏，打的是南军最拿手的水战，结果却是“船上的军队被打得全军覆没，韩世忠自己才勉强逃了出来”（《金史·卷七十七·列传第十五》）。另一位名将岳飞接着来设伏，在牛头山（如今南京江宁区一带）等地跟一心想回北方的金军连打了好几仗，也就杀了三千敌人、俘虏了一千多。
赵构现在能拿出的最好牌面，就是他手上的“上等马”了。看看刚建立不久的金国，连战功赫赫的完颜宗弼（也就是兀术）都显得心不在焉，表现平平，这就能看出当时的局势有多棘手。
从整体战略层面来讲，金国接连把辽国和（北）宋灭了之后，在东亚大陆这块地盘上，已经没有能与之真正抗衡的对手了，能一门心思地对付刚建立的南宋。
那南明又是啥情况呢？至少从表面看，形势可不是一般的好，而是好得不得了。
他们有两大劲敌，建州的敌人还被挡在山海关外头，闯王李自成虽说已经打进了京城，但眼下还没打算往南边打。在朱由崧和他那帮大臣眼里，李自成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北方给稳住，特别是得让边疆的军队归顺他。就算事情都顺顺当当的，他们还得对付满洲人那边来的威胁，短时间内根本腾不出手来跟自己过招。
再说，这两方虽然都和大明朝有血海深仇，但弘光朝和崇祯朝的情况差别可大了。以后他们到底是敌是友，或者谁敌谁友，现在还说不准呢。
毕竟满洲人现在打的旗号，可是说要给朱由检讨回公道呢——不管旁人信不信，朱由菘反正是深信不疑。
南明那时候的实力，简直能让当年的赵构羡慕得眼珠子都发红。就说江北那四个军镇，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和黄得功，手底下有十二万大军呢。还有左良玉那支队伍，号称有八十万兵马，虽说兵部登记的才两万五千人，但对外总吹嘘有百万之众——就算真有百万头猪，让那些反贼一路杀过去，不得杀个一年半载才能杀完啊？
再说说明末战斗力最强的北方边军，他们的态度也很有看点。就拿吴三桂来说，当初崇祯帝让他带兵来京救援，他二话不说就率军南下。等走到玉田（现在河北唐山）时，皇帝却先丢了北京，自己跑到煤山自缢了，他这才不得不退回山海关。后来他在坚守山海关、投降清朝或归顺李自成之间犹豫不决，但每多犹豫一天，对清朝或李自成的影响就越大，对南明弘光朝廷来说反而是好事。
南明刚建立时，跟那个任由完颜宗弼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的南宋可不一样，它当时把控着整个江淮地区，长江沿线的关键要地也大多在其掌控之中。对一个偏居东南的政权而言，这战略形势简直好得没话说，几乎就是稳操胜券了。
连比朱由崧惨上好多倍的赵构都能挺过去，南宋还硬是撑了150年呢。用这最低要求来衡量南明，应该不算过分吧？
但实际情况是，吴三桂很快就剃了头发投降清朝，接着他们联手在一片石把李自成打得大败，随后满洲人就进了山海关。
此刻弘光朝廷心里盘算着，让建州那帮人和闯王的人互相争斗，自己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好处。所以，清军刚进北京城，弘光朝廷派去求和的使者就紧接着到了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我守着南方，你占着北方，然后你尽管去和闯王的人拼个你死我活，打下来的地盘全归你。
但满洲人的野心哪会就此停下？他们一入关，哪还提什么替明朝皇帝报仇的烂理由，立马换了副面孔，宣称"如今定都燕京，只为安定中华"（《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·卷九·顺治元年十月》）。这意思再明白不过：李自成得收拾，南明政权也别想跑。弱者才在选项里挑三拣四，强者从来都是全都要！
所以在顺治元年（也就是1644年）年末的时候，两边的谈判彻底谈崩了。既然谈不下去了，那是不是就得准备开战了？
清军还没动手，弘光朝廷内部倒先闹开了。不过他们打的不是李自成，也不是张献忠，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——先是许定国把高杰杀了，转头就投了清朝，还把徐州城当见面礼送了出去。紧接着左良玉的部队也反了，顺着长江一路往东，说是要去迎接他们的新主子。
那时清廷一门心思还在追打李自成这只丧家犬，压根没顾上南明那边。可老天爷偏要连着送大礼，多尔衮直接被砸懵了圈，火速把正在河南围堵李自成的精锐部队调去南方，打算接住这从天而降的肥肉。
多尔衮心里其实也没底，不知道最终能打到什么程度。以往他和大明那支军队交手时，野外作战倒是容易取胜，可一到攻城就头疼得要命。要是有人说，要不是吴三桂自己把城献了，满洲人可能好几代都攻不进山海关，多尔衮嘴上或许会争辩几句，但心里多半是认可的。
南明不仅手握易守难攻的坚固城池，还背靠着长江这道天然屏障。更麻烦的是，南方和北方在气候、地形、水土方面差异极大，那些投降的士兵和他们语言不通、习俗不同，到底能不能靠得住？本地的士绅豪强面对外族统治又会是什么反应？这些全都是没谱的事儿。
万一出了什么大乱子，全军覆没也不是没可能。就满洲那点人，哪经得起这样的重创？
结果一出，让多尔衮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
南明在江北的重要据点扬州，清军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轻松攻克；曾经让无数北方骑兵望而却步的长江，满洲人却如履平地般顺利渡过；就连弘光政权的都城南京，清军还没到，朱由菘就早早逃走，朱家当年发迹的地方就这样被轻易占领了。
朱由菘登基当上皇帝后，到他的政权被推翻，弘光这个小朝廷连一年都没撑到。
老朱家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子孙繁盛。前脚朱由菘刚倒台，后脚唐王朱聿键就冒出来了。这朱聿键在郑芝龙撑腰下，跑到福州自立为帝，整出个隆武政权。可绍兴那边消息闭塞，原兵部尚书张国维他们压根不知道这事儿，直接把鲁王朱以海推上监国之位，又搞出个监国朝廷。得，这下可好，多尔衮还没动手呢，唐鲁两家先掐起来了，那仇深得连满洲人看了都得自叹不如，这还能成什么气候？
清军一来，那个临时监国朝廷瞬间就垮了，连一年都没撑住。隆武朝廷呢，倒是多扛了大概一个月。这倒不是他们比旁边的朝廷更厉害，主要是福建这地方，为啥被叫做“打仗的人都懒得来”的地儿呢？就因为那儿的山路，对清军来说，比隆武的军队难对付多了，简直难上一百倍！
这事儿还没结束呢。南明接连垮了三个朝廷后，紧接着又冒出了两个。一个是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，另一个是小唐王朱聿鐭在广州成立的绍武政权。
还是俩皇帝同时并立，得按老规矩来，先把自己人整垮再说。哪成想清军来得太迅猛，朱由榔和朱聿鐭还没分出胜负，就被这半路杀出的清军给打趴下了。最后朱由榔逃去了广西，朱聿鐭则效仿朱由检，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
朱由菘刚当上皇帝没满三年，南明政权就被清军打得溃不成军。只剩朱由榔蜷缩在西南偏隅之地，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。
可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本已奄奄一息、看似要垮的永历朝廷，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却一直撑着没倒，直到顺治十六年（也就是1659年）才不得不逃到缅甸去。等朱由榔最后被押送回国并被处死时，康熙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都已登基坐上了龙椅。
原本一直不行的南明，咋就突然有点起色了呢？
明朝和宋朝最明显的差别在于，明朝一心要强化皇权——朱家天子眼里除了自己，对谁都没啥感情。虽然这权收得不太顺利，但一直坚持这个想法。而宋朝呢，从开始到结束都主张“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国家”，皇帝和大臣都认可这个理念。就算有时政策要出错，也有特别有效的纠正办法，几乎找不出漏洞。
就像宋神宗赵顼推行变法遇到阻碍时，打算借着“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”的名义，去触动一下士大夫阶层的特权，没想到立刻就被文彦博迎面泼了冷水：
所以在宋代，皇帝穷得衣服被子全是补丁，半夜饿肚子都舍不得喝一碗羊汤。老百姓的税负重得史无前例，史书上记载的农民起义次数比任何朝代都多，哪怕国家最强盛的时候，也是“盗匪一年比一年多，一伙比一伙凶”（《欧阳文忠公文集·卷一百》）。过去在汉唐等朝代里骄横惯了的军队，也被整治得没了脾气，哪怕对外屡战屡败、割地赔款，也得乖乖趴在文官老爷脚下当奴才，永远别想抬头。
两宋时期，士大夫那可是真威风，其他人都得靠边站，连皇帝有时候也得让着他们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过度优待让不少士大夫变得骄横起来，真把自己当老大了，结果两次把皇帝“送”给了外族，直到现在都被人们骂个不停。
但有时候，就算是你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事情，也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就说南明那几个不太争气的皇帝，比如朱由菘、朱聿键、朱以海，还是有史可法、刘宗周、张国维、瞿式耜、苏观生这些忠臣，心甘情愿地为他们赴死。可这就像几千个前明官员去祭拜朱由检时，“痛哭流涕拜祭的只有三十人，行礼却不哭的有六十人，剩下的都是随便看一眼就走”，难道就因为那三十个人哭了几声，就能说大明的臣子都真心爱戴他们的皇帝吗？
咱们再换个角度想——假如当年南下的不是满洲人，换成李自成或者其他汉人皇帝，你觉得还会有几个傻到去给南明那几个昏庸皇帝陪葬的人？
宋朝的情形却大不一样。
两宋时期的士大夫们虽常让人失望，出尽洋相也是屡见不鲜，但仍有李若水、张叔夜、文天祥、陆秀夫等众多忠臣义士名垂青史。关键在于，他们真心敬爱自己的君主。
赵构刚坐上皇位时，身边既有李纲、宗泽这些力主抗金的，也有黄潜善、汪伯彦这类主张求和的，后来连秦桧、万俟卨这种臭名远扬的也混了进来。不过得说清楚，很多人骂后面这些人是投降派、卖国贼，其实不太对。主和派之所以想求和，一方面是怕金人，但更关键的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在赵构面前出出风头，争权夺势，并不是真的想认女真人为祖宗，也不是非要给人当走狗。
秦桧就是个典型例子。靖康那会儿，满朝文武都说要投降，可他偏偏是极少数主张打仗的人，甚至激烈到宁愿辞官也不愿去和金国谈和。为啥这么干？因为那时他官小位低，要是跟着大家一块儿主张求和，谁会在意他呢？可要是站出来大声疾呼要打，虽然失败的可能性大，但容易让人记住，说不定还能捞到不少好处。秦桧家里没背景，人脉也不广，他觉得要想出人头地，就只能走这条险路了。
结果证明，他这步棋走对了。那个想对抗金兵却又胆小怕事的赵桓，果真留意到了这位不起眼的太学校长（太学正），对他十分看重。仅仅几个月，就把他提拔成了御史中丞，从九品小官一下窜到四品大员，这升迁速度，坐火箭都赶不上。
秦桧因此走上了人生巅峰，便开始依赖这条成功之路。所以，当他被金人抓走又逃回南宋后，毫不犹豫地再次下注，只是这次他押的是主和派。
这是为啥呢？还是用的那套“只压小不碰大”的老策略。那时候，赵构身边的主和派已经彻底失了势，主战派倒成了气候。可秦桧呢，他通敌的嫌疑还没洗清，跟赵构关系也不铁，要是还坚持主战，那肯定是捞不到啥好处。所以，他干脆就选了主和，而且铁了心要主和，哪怕因此被当年“搜山检海”那事儿刺激到的赵构嫌弃，被晾在一边八年都不理，他还是死心塌地不改初衷。
靖康之变让他彻底明白，老赵家的人个个都是软骨头。就算偶尔有个把硬气的，那也是装出来的，到最后肯定还是得认怂。所以秦桧干脆豁出去了，认定赵构最后肯定会选择求和。
最终，他还是赌局里赢了。
所以议和派的人主张议和，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，只是他们的一种方法。如果有其他选择，他们才不会去做卖国、投降这种损害自己利益的事。就拿大家都知道的“大汉奸”张邦昌来说，女真人封他当“大楚国”皇帝，结果他屁股还没坐热，不到三个月，就听说老赵家还有个俊朗的后生没被抓住，打算称帝，他立马就主动让出了皇位。
要是咱这帮打工的碰上这么个主儿，人实在又心软，对底下人那是没话说，工资给得比你想的还多出一大截，有急事想请一天假，他倒好直接给你放十天……等哪天这位老板摊上大事了，搞不好公司就得黄。这时候咱是拍拍屁股走人，还是咬咬牙跟他一块扛，指望着哪天能再回到那种不费劲就能过上舒坦日子的光景？
咱们就算不谈感情，光从好处想，留下也比离开强吧？毕竟这么大方又实在的老板，几千年也难碰到一个。换工作是简单，但哪还能遇到这么好的老板呢？
所以只要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多数人应该都会选择留下来吧？
对于那些士大夫而言，赵家的皇帝就像是他们的东家。因此，那些有良知的官员都甘愿为大宋豁出性命，就算是那些贪图利益的人，也只是想谋取更多的利益。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，投降和背叛国家并不是他们原本的想法。
所以，当女真人或蒙古人带来现实威胁时，士大夫们有的主张迎战，有的主张求和，这都不足为奇，毕竟这种事在各个朝代和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。但与汪兆铭直接投靠日本、推行“大东亚共荣”有着根本的不同，宋朝的士大夫里，除了极个别天生就软弱无能的人，大多数主流士大夫还是想守护宋朝、守护赵家天下的，根本不想另换门庭。
这才是人性。
可明朝的情形却大不一样。
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洪承畴了。老洪这人，不仅是士大夫，还是那种特别典型的“宋式”士大夫。啥叫“宋式”呢？就是说，大部分宋朝的士大夫，不像宗泽、文天祥、陆秀夫那样死心眼、拼了命，也不像蔡京、秦桧、史弥远那样，为了目的啥坏事都干。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，跟咱们现在上班族差不多，就是给多少工资干多少活。但你想用钱砸我，让我卖命？那可不行，我不干这档子事儿。
当然了，那些士大夫们的要求可更高些，非得在精神上也得过把瘾才行。你要是天天板着个脸，就算给金山银山，我也不干这活儿……除非拿我命来换。
老洪考中进士后，官场生涯一直平平稳稳，没啥大波澜。直到朱由检坐上皇位没多久，就把他从陕西参政的位置提到了三边总督。老洪也挺懂事，立马投桃报李，把自己擅长谋划、顾全大局的本事全使了出来。他花了八年时间，稳扎稳打，对刘国能、张天琳、张献忠、罗汝才这些义军，有的直接剿灭，有的则招抚过来。最后，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个人，灰溜溜地逃到了商洛。
朱由检瞧着这人能力出众，自然得给他压压担子多派点活儿！随即就下令，让洪承畴当了兵部尚书，还兼着副都御史的职，同时总管蓟辽一带的军务。
老洪对皇上给的优待十分受用，便答应把闯逆、建贼这两个难关都攻克下来。不过他提了个要求：之前国内剿匪能那么顺利，全靠他指挥得当，没人从中作梗。所以这次也得照旧，他先把大方向定好，皇上要是应了，往后就别再干预了，特别是别搞那些细枝末节的指挥。
那时刚闹出戊寅年那场大乱子，清军打进关内，把北直隶和山东抢了个底朝天，济南城更是遭了大殃，被杀得血流成河，近五十万的百姓和牲畜都被掳走，崇祯帝朱由检的脸面算是丢尽了。所以，只要洪承畴能保证打赢，让他答应啥条件他都乐意。
洪承畴随即赶赴松锦前线，按自己的计划开始排兵布阵。随着他采取以守为攻、退后决战的策略逐渐见效，战局明显变得对他有利，这时朱由检又开始疑神疑鬼了——这家伙要是再打胜仗，可就里外都得意了，名气怕是要盖过朕了吧？要是他有了异心，到时候谁能管得住他？
正因为心里有这样的担忧，朱由检才放任陈新甲他们多次插手前线的安排。后来见洪承畴坚决不改变主意，他干脆撕破脸皮，直接下旨让洪承畴改变作战方案，提前发起决战。
按我们的想法，洪承畴本该站出来，好好争辩一番。可他倒好，啥也不管，直接摆烂，随它去吧。反正仗打输了，丢的是你朱家的天下，关我啥事？不过他当时哪料到，明军会败得这么迅速这么惨，连自己都没能逃掉。
如今，很多人可能对此感到难以理解，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，这其实是再平常不过的做法。更确切地讲，洪承畴的做法才是当时最典范的，也是多数士大夫所遵循的行事标准。毕竟，他们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，就是这样教导他们的。
你瞧，刚开始那会儿，皇帝你做得还挺靠谱，所以我也就死心塌地给你卖力。可后来你自己越来越不靠谱，我没直接甩手不干，选择“不合规矩就躲远点”，这已经算是给你留足情面了，你还想咋滴？
老一辈的读书人先辈们就是这样教导的，多数人也照着这个路子来，如今咱们的困惑，反倒让他们觉得摸不着头脑了。
老洪这人，不管是在仕明还是仕清的时候，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心，从没变过。满洲人对老洪挺不错的，所以多尔衮来找他问计策时，老洪就提醒他，进关往南打的时候，得军事政治一起抓，关键是要收买人心。可多尔衮没听，到处搞破坏、抢东西，老洪呢，也懒得管，毕竟不是自己分内的事。后来清军在南方搞得民怨沸腾，被老百姓的反抗搞得焦头烂额，没办法，只好又请老洪出山。老洪也不含糊，先提了几个条件，说要给他全权，别瞎指挥，还得答应给江南的老百姓免点税，别收那么多苛捐杂税。你答应我，我就去；不答应，你找别人去，反正别找我。
清政府全都应允了，其诚信程度远超朱由检好几倍——洪承畴获封“太保同时兼任太子太师，负责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五省的军政事务，统领军队并管理粮草供应”，并且“吏部和兵部不能干涉他的决策，户部也不能拖延款项”（《清世祖实录·卷七十五》），事情办完后上报一声就行。不止如此，洪承畴赴任前，顺治帝还特地设宴为他送行，赏赐了名贵的马匹和宝刀，恩宠有加，让旁人都十分羡慕。
老洪也懂得礼尚往来，他依旧用军事打头阵、政治来主导的策略，对前朝的官员们采取“官职不变、继续留任，不计较过往”的手段来分化他们，同时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来缓解矛盾，让百姓的生活很快就好转起来。
曾经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活动，没多长时间就像没了源头的水、断了根的树，慢慢没了声势。
汉人一下子不再起来反抗清朝，这可不是洪承畴有多大的神通，而是他太懂人的心思和本性了。
清军刚开始往南打的时候，江南乃至整个中原的老百姓，对这事儿说不上多上心，但也没怎么反对。内里斗得厉害的照旧斗，日子苦得没法过的还是苦，就是没人提什么反抗清朝、恢复明朝的事儿，哪怕那时候满洲人已经明说了要“占据北京，安定中原”。
为啥会这样？还不是因为朱家失去了民心嘛。你瞧瞧，李自成在北方势如破竹那会儿，除了那些被抢得精光的土豪劣绅，还有谁真心愿意站出来保朱家、护明朝呢？
清军接连推翻了弘光、隆武、监国、绍武等几个南明小政权后，本以为能轻松搞定，没想到被逼到西南一隅的永历朝廷却突然硬气起来，清军一连十几年都没能将其消灭。而且，在清军已占领的大部分地区，士绅和百姓也不再像最初那样乖乖顺从，反而纷纷加入反清复明的队伍，不惜牺牲生命。
为啥孩子没了才给送奶来？不是大伙儿突然觉得老朱家或大明有多好，而是满洲人干的事儿太招人恨了。以前老朱家管着的时候，日子就够难过的了，现在满洲人搞出圈地、逼人剃头、拉人当奴、抓逃人、封关锁国、屠城这六大恶政，简直是想把人逼上绝路。
这么一对比糟糕程度，老朱家竟还算是稍胜一筹，这哪能不让人想着反清复明呢？
特别是那些当官的文人，明朝时他们真敢让江南在经济上自成一体，到了大清，你倒是再试试啊？
所以眼睛能不能重见光明不重要了，反清这回事可是要真刀真枪干了。
洪承畴到底也曾当过大明朝的官员，对这类人的心思那是摸得透透的。所以他直接戳中要害，意思就是我不再欺负你，还给你特殊待遇，这样一来，你还要不要反清呢？
反什么反啊！过了十多年，康熙帝搞了个博学鸿儒科考试，点了一百七十多人的名字，最后来了一百五十三人。起初，好多人还端着架子，要么装模作样，要么故作矜持，但玄烨一抛出高官厚禄和一堆特权，这些人立马就晕乎了，完全没了方向。
所以说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那所谓的反清复明不过是个空口号。他们真正在意的，不是要不要反清或者复不复兴明朝，而是能不能从中捞到自己的好处。
在宋朝啊，这事儿压根儿不算事儿——人家都愿意跟你一块儿管国家了，你还不知足，难不成还想当神仙去？
南宋能撑过一百五十多年，南明却连二十年都不到就垮了，这可不是碰巧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满洲人自己出了大乱子，南明估计三四年就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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